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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uesday, November 17, 2009

通識教育宜棄用教科書

通識教育宜棄用教科書 (香港商報:2009-06-04)

甘文鋒@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

老師現在最煩惱的,是新年度是否使用教科書的問題。通識教育的目標是培養學生多角度思考,希望同學針對不同議題,建立批判思維及獨立思考的能力。教育局提議老師靈活使用不同教材,間接表示教科書在通識科存在限制。在這個前提下,教育局並不審查通識教科書,因此現在坊間的教科書都沒送審,質素沒有保證。又有書商稱,因為通識科內容廣泛,研發費用上升,書價應該會較其他科目高。在質素沒保證,費用又可能較高之下,為什麼老師還要選用教科書呢?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學生需要,如上所述,學生多年有依賴教科書的習慣,考試測驗前都要拿教科書溫習。其次是某些教科書附帶的網上平台,提供更多網上資源,例如有出版社買斷了某時事節目的版權,當該校使用教科書時,老師就可以無限次使用那些多媒體教材。最後,是為權宜之故,由於通識科是第一年成為必修科,內容亦有所修改,很多學校及老師都沒有教學材料及教學經驗,因此都希望在最初幾年多個選擇,再慢慢決定是否繼續用教科書。

不過,有人提出,雜誌也是教科書,因為其內容與時並進,而且範圍較廣,也算是通識。其實想深一層,社會上有很多活生生的教科書,被放在一旁無人理會。香港的公民社會發展蓬勃,對世界的各種議題皆有所關注,通識科的各個議題當然皆包括在內。社會不同組織對這些題目的認識在其深度、廣度、對最新資訊的掌握上均比雜誌或教科書要好,其實是讓學生了解這些議題的最佳媒介。

現在的教育,一般以教科書為主,近年來教師亦會自製教材,以配合學生的程度。而邀請一些校外團體或嘉賓講座往往只為增益,讓同學有些課外知識。但面對通識科如此廣闊而又多變的內容,除了自製教材外,學校其實可考慮邀請更多不同團體就相關題目演講。講者和學生交流時,其實是提供了機會給香港的公民社會和新一代互動,令他們更壯大,這對未來的民主政制有百利而無一害。

筆者贊同教育局的理念,通識科將來應不再使用教科書,書本只是作參考之用。當然,這並非可以一蹴而就的事,學校宜趁這幾年多多利用香港社會中活的教科書,讓同學有更多機會接觸社會的不同團體,以及不同議題的最新見解,而非再像之前般拿教科書死啃。大家應為將來的通識科準備,一步步放棄教科書。


Friday, July 17, 2009

香港需要公平貿易

香港需要公平貿易 (星島日報:2009-05-24)

甘文鋒@Roundtable
Roundtable Association of Fair-trade Schools召集人

Roundtable五月六日推出《青年敬告-對香港的六個冀盼》,藉「五四」九十周年,提出新一代對香港有何希冀。無獨有偶,香港公平貿易聯盟於五月舉行公平一刻活動,提出貿易要公平的冀盼。

公平貿易在香港推廣已有一段時間,很多人知道這個概念是幫助貧農,但更多人卻不知道為何「你情我願」的貿易如何不公平。香港是商業城市,對絕大部分的港人來說,商業,或者資本主義下的商業,就是要將利益最大化。難怪紅灣半島事件中,雖然地產商的做法受千夫所指,但某些股東依然認為公司做法沒有問題,原因就是清拆再起豪宅的確有更大收益。

除下「白面具」重要契機

但貿易和商業活動的目標是否僅在於為公司追求最大的經濟回報?在英國人佔領香港前,這概念肯定還未盤據在港人腦中,但這一百五十的殖民地生活,究竟英國人在開發香港成為一個轉口港,成為一個商業城市期間,他們所提供的教育,灌輸了甚麼意識形態給香港人。又或者用法農(FrantzFanon)的用語,究竟這一百五十年間,英國人給黃皮膚的我們,戴上了何種「白面具」?

作為殖民地,香港不像非洲般有豐富的天然資源和肥沃的土地。因此,英國在香港以發展轉口貿易和輕工業為主導。一方面資本主義被輸入香港,在這個滿是移民的城市,賺錢和消費成為首要價值;另一方面,由於希望被殖民者更易管理,在整個教育制度中,也只重視技能的培訓,而缺乏批判思考。這就是殖民者想給香港人的面具,缺乏批判思考能力,只懂追求商業利潤最大化的被殖民者。

因此,在後殖的語境下,公平貿易的出現,可能正是去除這個「白面具」重要契機和工具。公平貿易是希望在貿易鏈中的每一員,都能得到公平而且合理的回報。特別是在全球化的時代,貿易的話語權基本上掌握在跨國企業手上。加上外圍炒家,將咖啡豆等農民賴以為生的產品,當作期貨炒賣,為賺取金錢而令到價格大起大落;他們的所作所為令到第三世界的農民和工人根本沒有辦法獲得足夠回報以改善自己生活。公平貿易中,原材料的提供者,不是以個人或公司名義,反是以公社名義去提供貨物。因此,在和其他商家合作時,他們有更大的話事權,不會被跨國公司過分剝削。另外更重要的一點,是貿易所賺的金錢,有一部分會入落公社戶口,讓一個社區的人能通過民主的方法,去決定如何運用這筆錢。

如果國民教育、通識教育、公民教育等,希望培訓下一代對不公義的批判思考,但他們每日卻不斷剝削第三世界(包括自己祖國)的農民和工人,那我們與成為「世界公民」的距離,恐怕是愈來愈遠了。


Friday, June 19, 2009

發展私立大學可助優勢產業

發展私立大學可助優勢產業  (星島日報: 2009-05-01)
 
甘文鋒@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陳繼宇@Roundtable
 
 
經濟發展委員會最近審視了香港的經濟環境,進一步研究具發展潛力的六項產業,作為中長期發展的重點。希望在金融業外,為香港帶來更多經濟支柱。六項產業分別為︰食物及藥物認證、醫療發展、創新科技、文化創意產業、環保產業及教育服務。

教育為國家之根本,如果缺乏良好的教育制度,其他行業的發展亦無從談起。因此,無論是否作為具潛力的六項產業,我們亦認為政府應加大對教育的投資,以追上已發展地區的水平。無論六項產業也好,發展成教育樞紐也好,特區政府一早已有意發展香港的高等教育,但似乎這幾年的成果並不顯著。

要發展教育為優勢產業,我們同意長遠目標應是將香港發展為區內教育樞紐。然而,要成為教育樞紐,現在面對的其中一個難題為學額不足。樞紐的首要條件,是提供大量多元化的課程及學位,吸引來自世界各地的學生。但問題是,本港的大學營運資源主要來自教育資助委員會,大學不是隨便可增加學額來符合發展香港教育樞紐的要求。

多樣化方式選材及養材

回應這個問題,我們相信發展私立大學,提供更多學額是較可取的做法。鼓勵公立加私立的辦學格局,亦可提倡多樣化的方式去選材及養材。公立大學可從統一的公開試繼續招生,以達到公平原則;而私立大學自己用錢辦學,則可有更大自由度去招生,以更加靈活多變的方法去選材。在某些教育發達的國家,如美國和日本,公立及私立大學發展同樣蓬勃,兩者出現可以互補不足。

香港作為一個大都會,私立大學發展卻不甚了了。政府應制訂更有效的政策,鼓勵更多人辦私營大學。如此一來,不但可提供更多學位,為未來教育樞紐打好基石;二來不同類型的大專院校可以容許學生有更多元化的發展空間,培養各類型的人才,支援其他優勢產業的發展,亦使香港將來轉型有更大空間;最後是這些大學可提供學位給副學士畢業生,解決其升學問題。

當然,要成為教育樞紐,大力發展教育,除了學額的數量,質素亦要兼顧。我們建議政府同時成立一個管理教育質素的委員會,由不同科目的學者,而非政府官員主持;由學術角度,而非行政角度去監察現有及將來新發展的課程,這樣才能在私立大學提供學額之餘,繼續保持課程的質素,讓香港成為區內的教育樞紐。


Friday, May 29, 2009

誰扭曲了「看不見的手」?

誰扭曲了「看不見的手」?   (香港商報:2009-02-27)
 
甘文鋒@Roundtable
 
溫家寶總理的枕邊書《沉思錄》,成為內地暢銷書,令書商發了一筆不小的財。可能是關心如何在經濟低迷時振興經濟,溫總理在剛過去的歐洲之行,又向大家介紹了一本書,就是他出行總會帶、看過很多遍、由亞當‧斯密所寫的《道德情操論》,他這一提,可能又會在神州大地掀起一次《道德情操論》的熱潮。

溫總理看過的書很多,為何選擇此時、此書,實在值得深思。亞當‧斯密最著名的是他的《國富論》,自由主義派常常掛在口邊的無形之手(invisiblehand)便曾在這本經典之作出現過一次。這個被我們視為金科玉律的概念,其實在亞當‧斯密的論述中,根本不是受到很大重視。

什麼是「 看不見的手」?

一般自由主義經濟學家,將看不見的手解釋作市場調節的力量。但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說的看不見的手,根本非作如是解。在第四篇第二章,他寫到︰

「由於寧願投資支持國內產業而不支持國外產業,他只是盤算他自己的安全……在這場合,像其他許多場合一樣,他(商人)受一隻看不見的手的指導,去盡力達到一個並非他本意想要達到的目的……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於本意的情況下,更有效地促進社會的利益。」

這裏「看不見的手」完全沒有市場力量的意思,亞當‧斯密只是用它來說明在利益均等的情況下,商人會選擇在國內貿易,而放棄國外貿易,這種為自己利益而作的行動,往往最後會令自己的社會及國家得益。

那麼,《道德情操論》又是否提及過看不見的手呢?答案是肯定的,但也不是作市場的力量解。在第四卷第一章中,亞當‧斯密如此說︰

「「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他們(富人)對生活必需品,作出幾乎同土地在平均分配給全體居民的情況下所能作出的一樣的分配,從而不知不覺地增進了社會利益,並為不斷增多的人口提供生活資料。」

「看不見的手」在《道德情操論》中已和商業活動沒有關係了,他所指的是,富人因為同情(sympathy)而不自覺將所賺得的成果分配給所有人,令社會整體得益。

金融海嘯與看不見的手

現時全球飽受金融海嘯的困擾,經濟自由主義被一再質疑,甚至馬克思的《資本論》在德國再次大賣,我們是時候對這種已被扭曲的「看不見的手」作出反思。在政治制度中,我們往往會對擁有特殊權力的人作出比一般人更大的監管,以防他們瀆職;在經濟制度中,擁有更多資本的群體,往往互通消息,在經濟方面擁有更大權力。其實情況一樣,在政治中我們要防濫權,在經濟上亦應該有適量監管,以防有類似雷曼兄弟的事件再次發生。自由社會並非沒有法例的社會,自由的經濟亦不應該缺乏監管,這次金融海嘯是一個最好的教訓。

我們不知道溫總理為何會在這時介紹《道德情操論》,但當這本書再次出現在大家眼前時,我們不禁要再問究竟是哪個看不見的人,將看不見的手扭曲了?當商場的既得利益者不斷以「看不見的手」為由去反對政府及大眾對他們的合理監管時,他們有沒有被《國富論》那隻看不見的手去推動,為社會做些事情,又或者受《道德情操論》那隻看不見的手去推動,和大眾分享財富呢?


Sunday, May 03, 2009

教學語言不是目的,是工具

教學語言不是目的,是工具 (星島日報: 2009-03-25)

甘文鋒@Roundtable通識教育交流協會

教育局於三月十二日舉行有關微調教學語言的公開諮詢,吸引到一眾熱心市民出席。會上大家關心的依然是學生的語文水平,席間所討論的多是如何能提升學生語文能力,彷彿這次調整的是中英文的教學內容,而非教學語言。這在香港幾乎已成定例,討論教學語言的時候,大家所關心的,往往僅是改變後會如何影響語文教學質素,好像我們的教育制度就只有中英兩科。

日人英語差 誰會看不起

席間有講者勉勵在座人士,認為香港人的英文水平其實還不錯。他說自己曾用英文向日本定購貨物,但日本方面卻「不敢」回應,所以他只好上網將其翻譯成日文,才能成功買得心頭好。在座各人均為日本人英文水平低下而覺得好笑,但想深一層,這個例子卻打了重視英語的香港人一把掌。難道日本人真的會「不敢」回應嗎?與其說不敢,還不如說是不屑回應。最終那位講者是要自行翻譯,會說英語的香港人,在面對不會說英語的日本人,只能位居下風,只因日本人的貨物有質素。當然不是說會說多一種語言不好,但當自己有實力時,外語能力反而是其次了。日本人英語差,是大家都知道的,但這個國家在經濟、貿易、學術等各方面,又有誰會看不起呢?

母語教學的好處,有太多專家曾論述過,不再在此贅。當年我們提倡母語教學,是希望提升教學質素,使學生更易吸收,提高學習興趣,從而培養出更具競爭力的下一代。用母語作為教學,主要目的不是提升母語的語文能力,而是將母語作為工具,去提升整個學習的素質。當整個學習質素上去後,自然在各方面的實力都會有所提升。

當提及教學語言,大家所討論的,仍是集中在如何保持語言能力,而不顧母語教學所帶來的巨大好處。但要提醒英語水平,其實不僅用英語教學一個方法,很多不以英語為母語的國家,即使用母語教學,其英語水平亦非常高。孫明揚局長亦在會中以芬蘭為例,指出芬蘭人有良好的英語水平,並非他們有用英語教學,而是他們放學後欣賞英語電視劇、聽英文歌,從而營造出一個良好的語境,這才是提升語言能力的最重要之處。

標籤在社會非教育制度

香港的教學語言問題,其實是母語教學與英語語境在爭奪上課時間。我們都明白母語教學的好處,但想保持英語水平的同時,卻不敢將課堂中的英語語境完全取消。無論如何調來調去,政府都不肯全面推行母語教育,結果調來調去,標籤還在。原因是這標籤是存在於社會中,而非教學語言的制度中,當母語教學未全面推行,無論雙語教學的制度如何改變,一放到社會,標籤永遠都會存在,除非有一天社會的價值觀有所改變。

外語能力僅是學生競爭力的一個部分,學校作為培育人才的地方,母語教學應排在英語語境之前。況且,正如孫局長例子所顯示,英語語境可在學校外的地方營造,但有系統的母語教學卻只能在學校做到。為了提升香港學生的全面發展,教育局應該在學校全面推行母語教育;而為了保持港生的英語水平,民政事務處則可舉辦不同活動,在學校外建立良好的英語語境,例如鼓勵學生多看英文書、聽英文歌,甚至一家人看英語電視劇。由政府不同部門配合,將學習從學校擴展到家庭甚至社會,這樣才令學生及香港真正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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